红岩铸魂 薪火相传 ——红军大学在天全的红色征程与时代回响

今天，我们站在雅安市天全县仁义镇红岩坝这片红色土地上，仿佛仍能听见八十多年前的号角声声，看见那群身着军装、怀揣理想的红军将士，在战火纷飞中执着求学的身影。这里，曾矗立着一所特殊的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它虽没有巍峨的校舍，没有完备的教具，却以“红炉”为喻，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为革命锻造出一批批钢铁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重温天全红军大学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感悟它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建制沿革：烽火中迁徙的革命摇篮

红军大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与长征的烽火紧密相连。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由朱德、刘伯承同志提议，经红军总部批准，红四方面军以原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今阿坝州马尔康市松岗）正式组建红军大学 。这所诞生于战火中的军事院校，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培养革命骨干、巩固红军力量”的历史使命。

然而，当时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红军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办学地点不得不随军事行动灵活迁移。1935年11月，南下红军右纵队攻克天全县城，为红军大学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同年12月5日，红军大学正式迁至天全县仁义镇红岩坝，开启了在这片土地上的办学历程 。在红岩坝的两个多月里，红军大学完成了主要教学计划，还根据革命需要增设了新的教学单位，成为其办学史上的重要阶段。1936年2月中旬，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红军大学撤离天全，继续随军北上，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其他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延续着为革命育才的使命 。

从天全红岩坝到甘肃会宁，红军大学的迁徙之路，是长征精神的生动写照。它在动荡中坚守，在迁徙中发展，用流动的课堂诠释着“革命不止、学习不辍”的坚定信念，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批关键人才。

办学背景：危难时刻的战略抉择

红军大学选址天全、扎根红岩坝，既是革命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战略抉择。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关键阶段，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一方面，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未停歇，百丈关战斗等一系列战役让红军伤亡较大，急需补充军政素质过硬的指挥人才；另一方面，红军队伍中部分指战员的军事技能、政治理论水平有待提升，难以适应复杂的作战环境和革命形势。

天全的地理与群众基础，为红军大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办学条件。这里地处川康边境，山高林密，便于开展隐蔽教学和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此前中央红军经过天全时，以严明的纪律、爱护百姓的行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当红军大学进驻红岩坝时，乡亲们主动腾房借屋，协助解决住房、课堂和马圈等问题，为办学提供了坚实的群众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大学在天全的创办，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它不是单纯的“办学”，而是红军在危难时刻“自我提升、自我革新”的关键行动——通过集中培训干部，提高全军的军政素质和管理能力，为后续的北上抗日、革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正如刘伯承校长所言：“越是艰难险阻，越要抓好学习，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有文化、懂军事、明方向的骨干力量。”

机构设置：精干高效的革命育才体系

红军大学在天全期间，形成了一套精干高效、权责明晰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务实管用、服务革命”的办学理念。学校领导班子阵容强大，由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教育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宣传部部长，郭天民任教育科长，汇聚了一批军政兼备的优秀人才。这些领导同志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为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教学单位设置上，红军大学根据学员层次和革命需求，精准划分教学模块：起初设立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三大核心科室。高级指挥科由张宗逊兼任科长，学员为军、师一级干部，共30余人，学制3个月，重点培养战略指挥人才；上级指挥科科长为曹里怀，上级政治科科长为李井泉，两科学员均为团、营一级干部，共300余人，学制同样为3个月，侧重培养战术指挥和政治工作骨干 。

1936年1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学校又增设政治连，由皮定均任连长，黄志勇任指导员，侯正果任支部书记，学员多为各军抽调的支部书记和少数排长，学制延长至半年，重点强化基层政治工作能力。此外，根据军事需求，学校还曾抽调班、排、连干部组成附属步兵学校，分设步、骑、炮、工、辎等兵种，编为3个营，加上行政干部和教职员工，全校总人数达1500多人。

这样的机构设置，层次分明、针对性强，既覆盖了从高级指挥到基层骨干的全链条人才培养，又兼顾了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的双重需求，形成了“上下衔接、军政并举”的育才体系，为高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教育教学：知行合一的革命课堂

在天全红岩坝，红军大学创造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战学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书写了革命教育的传奇。刘伯承校长亲自制定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员讲课多示范，学员学习多操练”的教学方法，核心就是“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让教学完全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实际需求 。

教学内容上，学校构建了军事、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兼顾实用性与系统性。军事课紧密结合长征作战特点，重点讲授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麻雀战等战术，以及打骑兵、架设桥梁、雪地行军、草地宿营等实战技能；政治课聚焦革命方向，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等课程，着力强化学员的革命信仰和政治觉悟；文化课则针对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从识字写字、算术常识教起，为学员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打下基础，正如刘伯承校长强调的：“文化是一切学习的入门，是其他学习的一把钥匙，没有文化什么也学不成” 。

教学方式上，红军大学彻底打破传统模式，生动活泼、灵活多样。没有固定校舍，乡亲们的院落、村头的晒场、河边的沙滩都成了课堂；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就席地而坐，用树枝在地上演算，用沙盘模拟战场态势，用木质手榴弹练习投掷，用木棒代替步枪操练刺杀。每天天不亮，红岩坝的沙坝头和河坝就热闹起来，学员们分批次出操、打靶、练刺杀、骑马跑操、翻杠架，到处是龙腾虎跃的训练场景；工兵学员不顾严寒，沿河练习架设提兜子桥，既提升了实战技能，又方便了群众往来，赢得了乡亲们的广泛赞誉。课堂上，教员们一边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一边结合实战案例细致讲解，学员们则围绕战术战法、革命理论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教学相长、学以致用”的良好氛围。

校园活动：红炉中淬炼革命信仰

除了紧张的教学训练，红军大学在天全期间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让革命信仰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让学习生活充满活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校部创办的《红炉》壁报和高级指挥科学员创办的《战火》墙报 。

刘伯承校长亲自为《红炉》壁报书写刊头并题词：“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来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这一题词，既是对红军大学办学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对全体学员的殷切期望 。在天全的两个多月里，《红炉》壁报共出版17期，起初为四开张油印，后改为册子形式，内容涵盖教学心得、革命感悟、战斗故事等，成为学员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重要平台。高级指挥科的学员们则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战火》墙报，3个月内共出刊9期，真实记录了学员们的学习收获和革命情怀，得到了刘伯承校长的高度称赞。

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习比赛、军事表演等活动，让学员们在竞技中提升本领、在交流中共同进步 。休息时间，学员们或围在壁报前讨论交流，或在墙壁上书写红军标语宣传革命思想，或向当地乡亲们宣讲革命道理、拉家常；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还主动向识字的乡亲请教，认真记录听课内容，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更凝聚了人心、锤炼了意志，让红军大学真正成为“淬炼革命信仰的红炉”。

与此同时，学员们始终坚守红军纪律，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主动帮助乡亲们干农活、做家务，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这种“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场景，成为红岩坝最温暖的红色记忆，也让革命思想在群众中深深扎根。

办学成效：红岩坝走出的革命骨干

虽然红军大学在天全仅办学两个多月，但成效卓著，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成为名副其实的“干部摇篮”。在天全期间，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的300余名学员基本完成了3个月的教学计划，政治连的学员也开启了系统学习，他们带着在红岩坝学到的军事技能、政治理论和革命信仰，重新奔赴革命战场 。

从这所“流动的大学”走出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坚力量。陈伯钧、彭绍辉、皮定均、李井泉、曹里怀、黄志勇等一批杰出将领，都曾在天全红军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或接受培训，他们带着在红岩坝淬炼的意志和本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多的普通学员回到部队后，成为基层指挥和政治工作的骨干，他们把在红军大学学到的知识技能运用到实战中，有效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红军后续的北上抗日、胜利会师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红军大学在天全的办学实践，也为革命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战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官兵一致”的管理理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等革命院校提供了借鉴，影响深远。同时，学校通过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群众工作，在天全大地播下了红色种子，让革命理念深入人心，为当地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历史意义：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

红军大学在天全的办学历程，虽历时短暂，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它是长征路上的“人才引擎”，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为红军培养了一批批军政兼备的骨干力量，有效解决了红军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撑。这所“流动的大学”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使在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只要坚持办学、重视人才，革命事业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它是革命教育的“创新典范”，红军大学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战学紧密结合”，创造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从机构设置到校园文化，无不体现着“务实管用、服务革命”的理念，为中国革命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新时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深刻启示。

它是军民团结的“生动见证”，红军大学在天全办学期间，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持，乡亲们腾房借屋、提供帮助，与学员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学员们严守纪律、爱护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情”。这种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精神，成为红军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更重要的是，它铸就了穿越时空的“红岩精神”——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理想、执着求学的求知精神；立足实际、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军民同心、团结奋斗的协作精神；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这些精神不仅激励着当年的红军将士奋勇前行，更成为新时代我们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

八十余载岁月流转，红岩坝的烽火早已散尽，但红军大学留下的红色印记和精神财富，却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铭记过往，更是为了传承精神、开创未来。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红军大学在天全期间展现出的求知精神、务实精神、协作精神和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应对挑战、攻坚克难的宝贵财富。让我们以红军大学的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以“挤”和“钻”的精神刻苦学习，以务实肯干的作风干事创业，以团结协作的力量凝聚共识，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让我们铭记红岩坝上的红色岁月，让红军大学的精神薪火相传，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天全县关工委 高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