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衣缩食 献钱献粮献飞机

重庆市民向军队捐献被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供图）

（文/罗芸）重庆献金开始于1937年秋。当时重庆人民送川军出川抗战，目睹官兵身着单衣短裤、脚蹬草鞋，“日不能避风雨、夜不能御寒冷”。为此，重庆掀起了“一日一分钱”运动，通过节约自身生活所需，以策筹长期抗战的经费来源。此项运动也被称为“节约献金运动”。

1944年，时任“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总会长的冯玉祥，乘坐一艘浅水小火轮，逆长江而上，奔赴成渝两大城市及川南地区为前线募集资金。时年3月5日，他来到江津作抗日募捐动员。“江津各界人士父老同胞，救国的心，烈火样燃烧起来。”冯玉祥在《给爱国朋友的第七封信——节约献金打破一切纪录的江津县》中这样写道。

整个抗战期间，重庆民众的献金热情持续涌动：1941年1月28日至6月底，重庆各界认购建国储蓄券6703万元；1940年9月至1942年7月，重庆节约储蓄额达3.6亿元——两者均为全国各城市之首，为集聚资金、支持抗战以巨大助力。

秀山县档案馆里，有一张页面已经泛黄、字迹有些模糊的“秀山县第一区区署训令”。这张训令提到：“增加粮食生产实为准备长期抗战之惟一要件”，要求地坝联保在“改进籽种肥料、兴办水利工程、防除病虫害”之外，还应“开垦生荒、复耕熟荒，对于坟茔墓地尤应尽量利用，种植杂粮，以期地尽其利”。

为了实现粮食增产，当时重庆城镇空隙地尽力种上粮食，农村冬季旱地种小麦、胡豆，有水处多辟稻田种籼稻，少种非必需的糯稻；农校学生被派往各村，手把手教农民用良种、防病害。连粮食加工都精打细算——碾米厂不准碾精白米，糙米每石能多出5升，积少成多就是前线的口粮；蒸饭改焖锅，掺上杂粮，既顶饱又省粮。

在增产的同时，重庆还掀起了节约运动，“绝对禁止用食粮制酒、熬糖”的布告贴满街头。就这样，重庆民众硬是从牙缝里抠出7100万石军粮送到前线。

“若每人捐一元买战机，日本飞机还能如此猖獗吗？”1940年，寓居合川的“国民女侠”施剑翘站在被炸后的废墟上，振臂一呼。在她的倡导下，合川全县掀起了“一元献机运动”。这位曾成功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子，担任献机募委会指导长，并带头捐出了全部金银首饰。

她的呼喊，唤醒了合川民众。短短时间内，仅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就募集到45万元献机款。1941年4月，这笔钱购买了3架战机，分别被命名为“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和“合川三号”。

据统计，从1941年8月14日至1943年2月12日，重庆人民捐款购买了5架飞机，并在珊瑚坝机场举行了献机命名典礼。1943年4月22日，重庆举行第二次献机典礼，共捐献10架驱逐机。

从白沙江滩上的献金大会，到坟地边长出的军粮，再到从火光里飞腾的战机，重庆民众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爱国”：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把“小我”融进国家的命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