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参加主题活动 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供图
仲夏时节,大渡河从安顺场渡口前奔流而过。宽阔的河面上,灰褐色的河水裹挟着细碎浪花滚滚向前。
一名来自云南的游客望着眼前的景象,不禁疑惑:“这看起来也没有多险啊,当年怎么就那么难渡?”一旁的石棉县关工委执行主任张进华笑着解释:“现在上游建了水电站,水势比以前小多了。”
但91年前,流经此处的大渡河,却是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天险。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当时正值汛期,河面宽约300米,激流奔腾,暗礁密布,北岸敌军凭险据守,南面追兵步步逼近,企图让红军重蹈72年前石达开的覆辙。
次日清晨,红一团组织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他们与8名船工登上仅有的一条木船,从渡口出发,在机枪和迫击炮掩护下,顺着激流斜行而下,向着预定登陆点冲去。炮火轰鸣,弹雨如织。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船四周不断溅起子弹激起的浪花。勇士们一边奋力划桨,一边猛烈还击。随着炮兵精准摧毁敌军碉堡,他们飞身抢滩,迅速控制对岸渡口。随后,在当地77位船工帮助下,7800余名红军将士历经7天7夜成功渡河,在敌军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战火远去,红色印记却已融入安顺场的日常:驱车驶入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内,路边以“长征”命名的加油站映入眼帘;多栋民居的墙面上,长征主题壁画分外醒目;街角、窗框、树梢间的一面面红旗、一颗颗红星,静静诉说着这里与红军长征的不解之缘。
河畔,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静静矗立,碑体正面雕刻着巨大的红军战士头像,战士的双眼炯炯地凝望着远方,似乎在随时等待着冲锋的号令。一批又一批青少年循着红军足迹来到这里,在历史现场触摸信仰的力量,也从91年前那场生死突围中,汲取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艘木船,讲活一段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展厅内,有一艘造型独特的木船,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展品之一。“它不是当年17勇士乘坐的那艘,但几乎一模一样,也曾在大渡河上使用过。”纪念馆讲解员付婷婷解释道,这是大渡河上独有的翘首木船,翘起的船头有利于减小阻力,使木船在湍急的水流中更好地劈波前进。
“生活在大渡河边的孩子,从小都是听着大人‘不要到河边去’的话语长大的,比谁都知道这条河有多危险。”付婷婷说,正因如此,当他们听到当年那17名平均年龄不过20岁的红军战士,迎着激流冲向彼岸时,更能体会到战士们面对大渡河选择“反其道而行”的勇毅。
一艘木船,让孩子们触摸到历史;走出展厅,故事也在被不断讲述。
石棉县“五老”宣讲员罗玉顺,坚持宣讲“强渡大渡河”故事多年。为了让孩子们感兴趣、听得懂,他查阅史料、走访老船工,反复打磨讲稿,把许多鲜为人知的渡河细节融入宣讲。讲到炮弹落在船边、敌军子弹不断袭来等惊险场景时,他总会情不自禁提高声调、挥起手臂,孩子们也随着讲述屏息凝神,仿佛置身当年的渡河现场。
一个中队,传承勇士精神
在距离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不过数百米的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35米长的党史文化浮雕墙、“红色画廊”、校本课程《走进红色安顺场》等,共同构成了学生身边的“红色课堂”。
但这所学校最特别的传承,当属“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据校长谢建兰介绍,中队队员从学校3至6年级学生中,综合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表现择优选拔。每年5月25日前后,学校还会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前举行中队换届暨新队员入队仪式。“成为中队队员,本身就是一种激励。”谢建兰说,“希望孩子们把勇士精神融入成长,而不只是停留在课堂上。”
学校五年级学生曲木伍牛莫,就曾是“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队员,如今还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出生于安顺场镇魁沙村的她,两三岁时便从姐姐口中听过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上学后,她听老师讲、自己学着讲,故事越讲越熟,理解也越来越深。“最打动我的是,渡船被子弹打穿后,有人堵漏洞、有人划船、有人射击,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她说,“所以,学习遇到难题,我会告诉自己不要放弃;生活遇到挫折,我也会勇敢向前。”
而这也正是石棉县关工委持续深耕红色教育的意义所在。“长征精神是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最鲜活、最生动的教材。”据张进华介绍,近年来,石棉县关工委深入挖掘本土长征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编印《丹霞银辉》红色读本,开展“红色情景剧进校园”“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越来越多的孩子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传承者。
奔腾不息的大渡河见证着过去,也正凝望着未来。那些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的孩子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属于他们的新长征路上破浪前行。
展品背后的故事:17勇士中有一个是哭着争取来的
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不少人在一幅描绘17勇士的油画前会注意到一个细节——画面最右侧的那名年轻战士,身高明显比身旁战友矮上一截。他叫陈万清,最初拟定的渡河奋勇队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
渡河奋勇队成员一开始计划从红一团第一营战士中挑选。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斗,战士们仍争相报名。考虑到渡河所需的木船是二连找到的,最终,挑选范围缩小到二连。
当确定后的渡河奋勇队16人名单宣布完毕,一名战士突然从队列中冲出,“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边喊:“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参加!”
这个哭着争取参战机会的人,就是二连通信员陈万清。遵义会议后才参军的他,当时入伍还不到半年,才十六七岁。
陈万清的真情流露,感动了负责挑选队员的营长孙继先和团长杨得志。就这样,原本16人的渡河奋勇队增加了1名队员,也就有了后来为人们熟知的17勇士。